A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s Command Documents in the Wei–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魏晉南朝時期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 統稱爲「三后」, 皆以其命令文書使用令書。三后之間雖然存在位階上的差異, 但其所使用的命令文書則均相同。自曹魏以來, 由於禁止皇太后干預國政, 令書的使用範圍遂被限制於太后宮內事務、與自身相關的指示, 或是對當前事務所表達的消極性意向等方面。文獻中皇太后令書的事例本就罕見, 而皇太后的命令除「令書」之外, 亦以「令」或「令旨」等表述出現, 想來亦與上述情況並非無關。然而, 皇太后的令書在涉及皇帝廢立這一稀代大事時, 則作爲具有最強政治效力的文書而發揮作用。在廢立局面中, 由於原本應當頒發詔書的皇帝喪失了正當性或資格, 遂導致最高權力出現真空。即便主導廢立者是實權者, 亦或是預備的開國之主, 其所下達的命令及其所伴隨的權威, 也無法取代皇帝的詔書。爲填補這一權力真空, 便有必要召喚最高位階的權威；其結果便是由皇太后（或太皇太后）走上前台, 透過以皇太后名義所頒布的令書, 來確立皇帝廢立的正當性。亦即, 皇太后令書在皇帝廢立的局面中, 作爲填補程序性空白的最高權威文書而發揮作用。由於廢立令書乃是具備最高權威與規制力的文書, 因此皆由隸屬於公的官僚機構的最高層文士負責起草, 並在反覆撰寫的過程中逐漸趨於定型化。本文所考察的魏晉南朝時期皇太后的令書之中, 東晉褚太后（或崇德太后）與南齊宣德太后的令書, 正是顯示皇太后令書已然制度化的重要案例。東晉褚太后爲命令廢黜海西公而頒布的令書, 乃是晉與南朝最早的廢立令書；且太后親自審核其內容, 並親手修訂其中部分文字。此時褚太后親自增補的若干語句, 後來被沿用爲南朝廢立令書的結句；此一情形顯示, 褚太后的令書已成爲範本, 並對南朝皇太后令書的定型化過程產生了深遠影響。另一方面, 在南齊, 鬱林王、海陵王、東昏侯三位皇帝, 皆是透過宣德太后名義所頒布的令書而被廢黜；而海陵王、明帝、和帝亦是藉由其名義的令書而即位。南齊時期所發生的皇帝廢立, 皆是透過宣德太后名義所頒布的令書而完成的。宣德太后所頒布的廢立令書, 相較於其他王朝的皇太后, 其事例數量最多, 且貫穿整個南齊時期。因此, 她的令書成爲理解自東晉至南朝皇太后令書定型化過程的關鍵線索。南齊宣德太后的令書, 一方面承繼了東晉褚太后令書的用語與結構, 另一方面亦反映了以南朝爲分界點所出現的詔書形式之變化。南朝皇太后令書中的指示文言逐漸定型爲「可云云」, 此一形式乃是沿襲當時已然定著的詔書格式――「門下 可云云」。自曹魏以來, 皇太后的正式命令文書原則上爲令書；然而, 在臨朝稱制這一例外情況下, 皇太后亦得以使用詔書。展現皇太后臨朝稱制典型範例者, 爲東晉的褚太后；而在南朝之中, 則僅有南齊宣德太后一人。東晉與南齊的皇太后, 在臨朝稱制期間, 皆使用與皇帝完全相同形式的詔書, 且其以詔書所能下令的事項並無範圍上的限制。亦即, 原則上皇太后在臨朝稱制期間, 得以行使與皇帝相同的大權。但由於皇太后的詔書與皇帝的詔書相互連動, 故在東晉至南朝之間, 隨著詔書形式的變化, 皇太后的詔書亦相應地準用同時期詔書的格式。與實質行使政治權力的東晉褚太后不同, 南齊宣德太后的臨朝稱制, 實際上是依循實權者蕭衍的意志而進行的。即便如此, 在文書行政層面上, 形式主義仍被徹底而嚴格地遵守。在臨朝稱制期間, 宣德太后同時併用詔書與令書。宣德太后在涉及國政運作的事項上使用詔書, 而在與臣僚之間的私下意思交換等情形中, 則使用令書。亦即, 詔書與令書乃是依其功能而加以區分並運作的。在臨朝稱制期間, 宣德太后所使用的令書, 其性質相當於皇帝的勅書。本應稱作「勅」者卻仍稱爲「令」, 實際上正顯示出：即便是在臨朝稱制中的皇太后, 也仍無法使用勅書。此種運作方式, 若非在南齊對於皇太后使用詔書與令書的基準, 以及臨朝稱制期間可使用之文書種類, 無論是明示或默示地預設了一定的規範, 實難以成立。貫穿其中的原則, 乃是對皇帝專用文書與皇太后文書所作的嚴格區分；並且透過以名稱加以表達的明確界線之設定, 顯示出皇帝的權威始終優先於皇太后。